为人师表的典范------缅怀尊敬的师长钱宝钧教授
作者：梁伯润 2007.09

今年是我们尊敬的师长钱宝钧教授的百岁诞辰。钱先生离开我们虽然已有十年了，但他那孜孜不倦的敬业精神，不断创新又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以及关爱后辈、淡薄名利的长者风范仍深深地铭刻在我的记忆之中，成为不断激励自己进步的榜样。

1965年，当我从南开毕业踏入华纺工作时起，钱宝钧教授在高分子学术界的声望早已有所耳闻，我十分庆幸自己能在这样一个工作环境中学习成长。但是真正使我有机会接近钱先生，聆听他的教诲，还是在文革后期一个偶然的机遇。大约是在1974年冬，已停滞了多年的全国高分子年会决定由中科院化学所、长春应化所组织在吉林省长春召开。钱先生将应邀在大会上作学术报告。当时学校决定以“老、中、青”结合的方式，指派了李繁亭和我陪伴钱先生去参加这次学术界的盛会。对于在文革中曾被冠以“反动学术权威”已靠边站多年的一位老教授来说，这时能感受到“科学的春天”即将来临的气息，他的心情是十分激动的。由于接到参加会议的通知较晚，我们未能买到卧铺票，钱先生决定我们就乘硬座提前出发，在天津稍事休息再转车到长春。尽管这次旅程十分艰苦，但钱先生的心情却十分舒畅，在车上还拿出钱师母为他准备的无锡肉骨头与我们一起去餐车共同分享，一路上不停地与我们畅谈了今后应开展哪些科研的设想。在拥挤的列车上，经历了两天三夜的旅途劳顿，我们总算抵达了长春，此时东北的气温已低至零下30度，但我们的情绪仍十分高涨。我们搭乘接待组的车到了长春设施较佳的吉林宾馆，据说举办这次学术会议是经国务院批准的，因此在生活条件上得到了一些特殊的照顾。钱先生是一位高分子学术界的著名学者，他的到来受到了会务组高规格的接待，被单独安置在一间带有客厅的大套间，李繁亭与我则在另外一处合住一间。得知钱先生已到，会议的组织者之一，长春应化所的钱宝功教授立刻来拜访了钱先生，互相作了久别重逢的问候，并向钱先生介绍了会议的安排，要钱先生好好地休息一下。此时，相随在钱先生的身旁，我第一次感受到了这些德高望重的学者之间的深切情意。但钱先生顾不得路途的劳累，稍事休息后，就让老李从会务组拿来笔墨纸张，让我们协助他准备第二天大会的报告，直到深夜。

钱先生是高分子学术界纤维材料方面的专家，因此大会让他作化学纤维材料方面的报告。钱先生在会上作了一个“化学纤维取向态结构的表征”的学术报告，第一次全面深入地介绍了测定纤维取向态结构的多种方法，包括X射线衍射、双折射、声速法、红外及染色性法等。他的报告博得了与会者的热烈掌声。会后，他的学生、吉林化学工业研究院的总工程师陆祥明还专程邀请钱先生去他们研究院再作了一次报告。在这次会上，有的听众问钱先生，这些测定方法目前国内是否已建立？钱先生当时坦诚地回答，这些资料只是文献的综述，作为抛砖引玉，希望我们慢慢地建立起这些作为纤维研究所必须的方法。

在参加长春高分子年会期间，钱先生当时就十分关注要开展碳纤维方面的研究，谈到它对我国国防工业的重要性。因此在会议期间他让李繁亭分别约请了长春应化所和山西煤化所等这方面的有关学者，多次探讨了共同开展这方面研究工作的合作意向。后来他引进潘鼎到他门下攻读研究生，留校后一直从事碳纤维方面的研究工作，取得了现在显著的成绩，不能不说与钱先生早先的远见卓识有关。

除了参加会议，钱先生还十分注重考察一些国内著名研究院所的科研方向及较先进的研究设施。他率领我们参观了长春应化所，仔细地询问了钱宝功教授正在开展的研究工作，当看到动态扭辫仪、差热分析等测试仪器，他建议我们回去后可仿照制作，今后可成为学生实验的教学内容。在吉林化工研究院，他还深入询问了硝酸法纺制腈纶作为碳纤维原丝的优点，并详细地作了记录。从长春我们又转道沈阳去大连，参观了当时研究水平很高的大连化物所。在那里巧遇会后专程来参观的复旦大学于同隐教授和何曼君先生。在参观过程中，当主人介绍到采用一个设计十分精巧的石英秤来研究聚丙烯定向聚合的机理时，于先生感叹地说，这才是中国高水平的研究工作。钱先生向大家介绍说，他们这个研究所在解放前四十年代就已成立，一直具有很先进的科研水平。

从大连返校后不久，由于过度劳累，钱先生一度患上了一种奇怪的“泡带症”，引起额头出现了一些白斑，头发脱落，视力骤然下降。后来听说，钱先生为了准备这次高分子会议的大会报告，曾通宵达旦的准备了近一个月，需阅读大量的德文的资料。可想而知，这对于一个在文化大革命中已息笔多年的老人来说，要重新拿起德文的工具阅读专业文献是一件多么艰巨的工作啊！

钱先生有关取向态结构的表征方法的论文后来在“合成纤维通讯”上分多期陆续发表，使广大从事化纤工作的科技人员获得了新的知识补充，后来纺织工业部的统编教材《高分子物理》有关取向态结构的内容也取材于他的论文，现在已成为我们材料专业学生的必读内容。

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洗劫的高等学校，当时的科研设备十分匮乏，要开展科学研究对高校教师来说似乎是一种奢望。但是就在这种环境下钱先生在身体稍许康复后就迫不及待地开始了他的研究工作。当时他在一无助手、二无设备的极端困难条件下，从废弃的设备中，找到一台尚能利用的扭力天平，经过他精巧的设计和改装，制成了一台能测定纤维溶胀收缩和收缩应力的研究仪器，并在这台仪器上潜心地开展了腈纶纤维侧序分布的研究。由于设备相对地较为简易，测试精度的重演性尚不好，钱先生常常一个人反反复复地多次测定，才得到一个可信的结果。他的这种对科学研究执著的精神和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也深深地感召了我们这些青年教师。在他的影响下，当时我和周征龙同志首先合作自制了一台差热分析仪，后来提供给学生作为教学实验。后来教研室的其他同志，如陈彦模、顾利霞、关桂荷、黄象安等也纷纷自己动手搭建了一台台可开展初步的科学研究的仪器设备并为学生教学所用。

文革后，钱先生恢复了院长的行政职务，他更意气奋发地为我国化纤工业的发展以及为我们学科的发展，高瞻远瞩地作了许多谋划，倾注了其毕生的精力。我这里回顾一段钱先生在文革逆境中的经历，则更让我们看到他身上的那种高贵的品质。记得在文革后期，为了落实知识分子的政策，有一次学校让金家猷同志和我对他作了一次采访，倾听他的意见。当时他谈到自己30年代去英国求学时，为了学习纺织技术，还自己出资去纺织工厂实习，多年来自己唯一的心愿就是为振兴我国的纺织工业培养人才，并在科技发展方面做出贡献。我想钱先生即使在逆境中仍保持着强烈的事业心，是源自于他的一颗赤诚的报国之心。今天他虽然离开我们已多年，但他那和蔼可亲的学者风范仍栩栩如生的留在我们的记忆之中，他那为人师表的高尚品德永远是我们后辈学习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