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理念

梁伯润（钱老同事，东华大学材料学院教授）：钱先生非常强调基础研究，常跟我们讲要知道“所以然”。有一阵子他在化纤所，要大家学很著名的一本高分子化学书，就是Flory的那本，他让大家轮流讲其中的章节来提高学术水平。因为创新很重要，只有把基础提高了，才有可能往前进一步。老先生的言传身教让我们年轻人印象很深刻。记得一次参加学术会议回来，老先生就生了一场病，他因为疲劳过度得了带状孢疹，头发、眼睛都受到影响。但一恢复他马上就投入了研究，我们当时根本就不具备科研的条件，但他还是千方百计。他把那些原来实验室旧的仪器设备，旧的扭力天平，一些光电的小的设备，通过自己改装来测定纤维的收缩。后来慢慢改进成了一个仪器，专门测纤维收缩应力的，用来研究纤维内转结构变化对它的影响。有时候为了测准一个数据，他会反复测好多次，。有的很小的峰，虽然很小，但他感觉它反复出现，肯定有它内在的规律。他的物理很好，有时我们不能很好地理解实验现象，去请教他，他会反反复复给你讲得很透彻。

胡学超（钱老学生，东华大学材料学院研究员）： 1990年，在法国开一个会，叫PPP——聚合物加工的进展，当时都是世界上顶尖的学者。本来中国邀请的是他，他就推荐我代表他去。当时我去了会场，人家看着我年轻，觉得不像啊。后来，我在会上报告了我们有关高强高模聚乙烯的研究进展。当时听的人一下子都很感兴趣，觉得我们做得很先进。这是我很感动的，把这么重要的会议让一个青年教师去。钱老影响我很多，一个就是对青年教师的培养，扶上马，再送他一程，自己退到后面。有些我做不到像他那样，但是我也学到很多。第二，就是学术上的一丝不苟，不允许造假。不能一出点好的东西就赶紧发表，钱先生教我们的就是说要重复验证，要很有把握了才能出去。所以我的博士生也觉得我太严格了，但是他们回过头来之后就明白了。另外我经常给学生讲，你们不要迷信权威，包括我，就是不要觉得自己是老师就对的，这也是从钱先生身上学到的。

程正迪（钱老学生，美国工程院院士）：我在华师大读数学的时候就想，若深造就选择一个与社会联系更紧密的专业方向。当时东华的高分子专业在上海是很强的，在中国也很有地位，不仅有很有影响力的钱先生，而且整个教师队伍的年龄结构和层次结构也非常好，每一位老师都有自己独特的研究成果。当时报考这个专业的学生都是来自各个专业，原本一些学物理或学数学的学生，也转来学习高分子。当时我的数学还不错，但高分子知识很弱。虽然会问一些非常幼稚的问题，但钱老还是与我很耐心地交谈，启发我，鼓励我。后来，我用数学的方法解释高分子中的特别现象，文章还发表在《中国科学上》。钱老这种跨学科培养学生的做法，是非常有前瞻性的。

吴承训（钱老同事，东华大学材料学院研究员）：记得70年代末，钱先生到北京开国际学术会议，这个国际会议上有几个化学纤维的诺贝尔得奖者，他们做研究用的数学物理知识挺多的。钱老先生也认为要多学科交叉，要多引进些不同学科的人才。当时我正好有机会碰到他，他知道我本科在北大读的，数学和物理的基础很好，又是上海人，就动员我回上海。他说，化纤界能拿诺贝尔奖的那些大师都是全能的，数、理、化、工造诣都非常深。他还把那些大师的论文复印给我，那时我还在念跟化纤、纺织没有关系的专业时，他就叫我看这方面的论文，他挺认真的。他当时的眼光就看到我们纺织类院校既要保持我们的纺织、化纤等这些特色，但又不能单单搞纺织，单单的工科是不扎实的，要建立在物理、化学等学科基础上，要理工兼顾。学校很多老师，原来是北大的、清华的、交大的、复旦的、南开的等，他鼓动回来的很多很多，他从学校发展的角度引进了好多人才。

      吴嘉麟（钱老学生，东华大学材料学院研究员）：钱先生说，高分子物理中有两大著名难题，一是玻璃化转变，二是大分子缠结，这两个难题都是关于分子基团是如何合作运动的，破解这两个难题离不开基本的物理化学理论。在做研究生论文时，钱先生给我一本经费本并提供聚酯熔融高速纺丝实验室，由我自主选题，鼓励我深入研究。实验结果出来后，他还一字一句地帮我修改英文论文稿，发表在1986年“International Polymer Processing”创刊号上，并鼓励我将实验发现投入工程应用，他对我说：“做理论的人也要随时发现和注意理论的应用，理论工作者做点工程项目对调节大脑有好处。”

胡盼盼（钱老助手，东华大学材料学院副研究员）：作为钱老的助手，我高中毕业就跟着他做，是他手把手带领着我走上科研道路的。钱老特别重视我们的发展规划，他告诉我，“个人有个人的天赋，个人有个人适合的方面。关键个人要有设想，另外要考虑好如何实现设想。”他不会很武断地告诉学生该做什么，而是像父母一样耐心询问，“你喜欢做什么工作”、“你觉得你适合做什么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