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紘

华盛顿大学(西雅图),应用数学系

华纺,也就是如今的东华大学,是我从小生长的地方:上海延安西路,一八八二弄十二宿舍七号。所以我至今无法改变这个习惯了的称呼。华纺为钱宝钧教授百年诞辰举行纪念活动,作为从小生长在爷爷身边的我,自然是高兴。远在大洋彼岸,课务繁忙无法赴现场一聚,于是提起笔想要写些什么。但是又好象完全不知道怎么写。

从自己收集的家信里,找到了爷爷在八五年元旦给我写的信。看着那熟悉,漂亮又有力的字迹,他老人家当年似乎与我现在有些同感。这是爷爷给我到美国后的第一封信。那时,我在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生化系当研究生已经有两年了。其间,奶奶不幸去世。

我本科的专业是物理,可是对高分子化学却有着异常的亲近。这大概是受了爷爷的潜移默化之影响。记得一九七七年爷爷在华纺办了一个国际高分子方面的会,Paul Flory 教授从斯坦福大学也来参加了。爷爷为此非常高兴—这件事我印象很深。所以后来我在圣路易斯发现Flory也作过很多蛋白方面的工作，就赶快去书店买下了他的“Principles of Polymer Chemistry”和“Statistical Mechanics of Chain Molecules”。再后来,我博士后的工作是多肽的helix-coil transitions, 真的做成了Flory的同行!高分子就象是溶在我的血里了一样.二零零五年，Bruno Zimm去世,我还找机会为他写了一篇纪念文章。这一切大概都是受了爷爷的学术的影响。

“作研究”是爷爷的命。从我比较懂事起，哪怕是在文革期间，爷爷也是对作研究津津乐道和认认真真。那时要做的是解决上海地方上的纺织厂里的一些事情。后来爷爷要在华纺自己造仪器测纤维弹性热性能。我和他,还有吴盼盼去各样的机械和电子商店买材料和零件。那时我在中学，这大概就是我最早的实验室经历了。

爷爷自己是做化学和化工出身的，但是他对数学和物理非常看重。所以，文革后一有机会，他就要拉着我作抽象数学的父亲和姑姑一起做高分子的随机模型。当时程正迪也正好在华纺,由数学转入高分子。爷爷对Flory用数学方法做出的高分子理论非常欣赏。现在回想起来，这一切对我都有着潜在的影响。所以，作完了细胞生物物理方面的博士论文后，不知道怎么搞的，我就一转行去做了生物高分子物理化学的博士后。

一九八六年，爷爷来美国访问和旅游，我有机会和他一起去黄石公园玩。我至今仍然记得我们在小旅店里谈高分子缠结和蠕动直到深夜。爷爷还建议我去读John Ferry的“Viscoelastic Properties of Polymers”。不无巧合，我上个星期刚刚完成的一篇论文题目是“Viscoelasticity of Living Materials”。我想，爷爷若是在天有灵，一定会很喜欢看到我对这些东西有同样大的兴趣吧。